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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吳薩：高質量發展要落實到企業內在基因調整上

點擊次數：來源：中國企業家雜志更新時間：2023/8/23 14:11:20 【打印此頁】【關閉】

政策起不起效，主要看兩個方面，一是政策的力度和準度夠不夠，二是企業自身成長的速度夠不夠。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胡楠楠

編輯｜姚赟

圖片來源｜中企圖庫

8月13日，在《中國企業家》雜志社舉辦的“2023（第二十三屆）中國企業未來之星年會”上，就“企業可持續增長的關鍵”這一主題，北京明德博雅投資創始人段曉燕與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吳薩進行了對話分享。

吳薩表示，企業的發展不僅是企業自己的事情，也需要良好的政策和環境。企業的KPI是賺不賺錢，政府的KPI就是政策起不起效，我們的任何政策都應該能起效。

同時他表示，高質量發展，是要落到企業發展內在基因的調整上，企業是不是一個高質量的企業，從事的是不是現代產業體系的生產，是不是融入世界大的循環中找到定位。

以下為對話實錄（有刪減）：

1、任何政策都希望能起效，否則就沒意義

段曉燕：吳薩博士是北大經濟學院的博士，現在在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擔任副所長，在此之前一直在國家發改委工作，是我國“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規劃和起草組的核心成員。吳所長身上積累了國家發改委多年對宏觀經濟頂層設計的思考，請吳所長跟我們一起探討和分析一下。

我要從一個最尖銳的問題開始：2005年以來，每年都會出臺一系列政策，呼吁改善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大家最關心的是，這一次“民營經濟31條”出來，包括累計這么多年的各種政策文件出來，實際上對民營經濟的經營環境改善、政策準入的不平等等一系列問題，是不是切實起到了作用？我們這么多政策能不能切實落到實處，真正起到比較有效的改善作用？

吳薩：企業的發展不僅是企業自己的事情，更多的功夫在“室外”，就是大的政策和環境的事情。當然，這個也不是什么新鮮事，全世界都是這樣，哪個企業都不是長在月球上的，都是長在不同的政策環境下。我們現在是討論中國企業的可持續增長，曉燕提出的問題她說很尖銳，其實也沒有什么尖銳的。政策如果不起效就是沒用的政策，企業的KPI就是賺不賺錢，政府的KPI就是政策起不起效，我們的任何政策都應該能起效。

政策和起效不是線性的，學經濟學的都知道“牽馬河邊易，強馬飲水難”，很多事情能不能做好關乎的就是內力和外力、內因和外因，企業更多的是內因和外因結合在一起，才能讓政策真正起效。

“民營經濟31條”是最新的表達，但不是最終的表達，按照我們的政策來說叫做1+N。“1”是黨中央、國務院會有一個頂層的設計，“N”就是會有N個支撐性的文件，就是對這種所謂“民營經濟31條”中的每一條都有更細致的落實，包括雙碳等很多政策上都如此。現在發改委對營商環境、投資都已出臺了相對具體的政策。但肯定不止一家，各個部門在陸陸續續跟進，大家可以跟蹤一下。

為什么會有這個“1”？“1”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所有政策都是一以貫之，要是再往前看，不管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是黨的二十大報告，黨中央對市場經濟有很多論述，這些黨的文件就要通過政策體系落實下來。我們國家的政策就是從戰略到戰役到戰術，最后到戰斗，這樣一個過程。

我們能夠感受到的是“戰斗”，所以大家很關注這個政策是不是馬上起效。但制定政策要看長遠，更多的是看戰略層面和戰役層面。大的謀篇布局是方向性的，有沒有下決心把這個事情做成，就像長津湖是戰役層面，但更大的戰略層面是抗美援朝，然后才會有后面的戰術和戰斗層面。

對中國來說，中華民族的百年復興是我們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我們要有新的幾步走戰略，要在2050年實現現代化“三步走”戰略，中國人要強大，要屹立于世界，實現我們的中國夢，這是我們的大戰略。因為我們是做長期規劃的，我不建議大家從下往上看，天底下沒有盡善盡美的事情，更多的是從上往下看。任何政府、任何國家都可以看成一個生命體，現在中華民族是不是真的想做這件事情？我們是真想把這個事情做起來，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怎么去做？需要大家群策群力。960萬平方公里、14億人，現在我們做的是全人類從未有過的最重大的挑戰，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14億人同步進入現代化。到現在為止，進入現代化國家的行列加在一起不過10億人，從來沒有十多億人能夠同步進入高水平國家的行列。

我們要做這么大的事情，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先例的。加上整個經濟周期大的變化，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能夠想到的陷阱都集中在這個點上。不僅是中國，全球到現在都是低迷。我們到今天為止也能占到全球增長的30%左右，仍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增長引擎。

這些問題在這個時間段集中在一起，毫無疑問，這需要大家集中精力、群策群力，把所有的力量用在一起，我們才能沖上去，否則是不可能的。我們回過頭來想，民營企業家占在中國經濟的“五六七八九”，現在是“六六七八九”，這么大的力量，90%就業是在民企。從國家來說，我們怎么可能舍棄這么大的力量不用？進入現代化和民族復興，不要這個力量？可能嗎？現實嗎？有這種必要性嗎？誰當家會這樣做？不會的。

對民營經濟的支持力度，現在有些人懷疑，是不是真心實意？我想這種聲音不用問大家，就問自己，問這個國家，怎么可能不是真心實意？只要我們在“道”這個層面、在戰略的層面上能夠形成共識，剩下的就是技術層面的問題。就像剛才說的管不管用，是不是打到痛處，是不是那么精準，政策的科學性、精準性是不是足夠——這些客觀來說需要不斷完善，永遠要用進行式看問題，面對的問題在不斷變化，任何東西不可能一個招式用到老。上午也有很多企業家說得很好，整個大的環境在變，消費的人群在變，消費的感受在變，行業都在變，我們要應對這些變化，政策肯定也要更加滾動地、不停地調整，我們是一個層面一個層面來講問題。

回到具體的“民營經濟31條”，既有繼承又有創新。很多之前行之有效，認為確實是有價值的政策給予了堅持和憧憬，對以前可能在執行過程中大家認為力度不夠、獲得感不強的政策進行強化和強調，其中包括一些準入問題、環境問題、產權問題，特別是法治問題，相當于對問題全面的梳理。這就是“1”，后面還有N。

是不是這個政策就夠了呢？也不一定，就像我一開始說的，政府的KPI就是要政策有效，能夠達到政策的目的，所以政策是可以評估和反饋的，力度不夠的話還可以增加。那么深入以后，很大程度上就是內因和外因相結合，需要企業自己能夠跟得上，能夠真正把這個政策用好用足，能夠形成自己的力量。改革開放不過40多年，這對我們都是新課題，沒有一個企業曾走過過完整的經濟周期，我們很多民營企業只走過了上升期，沒有經歷過下降期，上升期企業做得好不是本事，風來了豬都會飛，下降期做得好才是本事。

政策起不起效，主要看兩個方面，一是政策的力度和準度夠不夠，二是企業自身成長的速度夠不夠。我們面臨的是世界經濟的競爭，面對的是非常殘酷的競爭，這種情況下，希望我們保持信心，更多的是讓未來告訴我們現實，讓歷史告訴我們現實。

2、高質量發展不是口號，而是新階段的必然選擇

段曉燕：聽了吳所長講的，有一點非常堅定：民營企業不管數量還是就業比例都是中國經濟的大頭，是不可割裂的一塊，幫扶民營企業、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是必然的。我覺得這個信心是不用懷疑的。

吳所長講到政策的連續性，就是1+N的策略。對企業家來說，在這個持續的過程中，從“1”開始，提前發現N在哪里，N的機會在哪里，N針對自己所在行業的一些政策的痛點是不是會起到作用，早一點去做準備工作，做一個有準備去接納政策、后面能夠用好政策的企業，可能要比永遠保持懷疑更有積極意義。

除了產業政策還有宏觀政策、經濟發展等等外部因素，回到根本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企業和企業家自身的競爭力、自身的學習創新能力是不是能持續跟得上？同樣的環境，為什么有些企業活下來了，而且活得更好？有些企業可能就徹底不行了？這個不行是自身的原因，競爭力本身就非常脆弱，外部的環境更快地加速了你走向不行，還是其他的原因？

繼續請教吳所長，站在制定政策的高位去看，一方面經歷了過去3年這么大的調整期，大家的信心恢復需要一個過程，同時整個產業和經濟環境發生了劇烈變化，但我們的要求卻高上去了。目標更高了，挑戰也會更多，您怎么看這一點？對企業家來說困難是不是也會更多？

吳薩：我國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既是我們的一個主動選擇，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我們國家改革開放40多年，最早增長的一個很強的動力，按照經濟學說的劉易斯拐點，就是我們有大量的低廉勞動力紅利。說白了，有這么多低廉的生產要素，所以我們對產品本身各方面的要求就不太高，要素層面成本比較低，生產的東西就可以價廉，價廉就能夠去競爭那些相對來說中低端的市場。

人類的產業有幾次大的轉型，最早從歐洲到美國，后來到了亞洲，再到東南亞，最后一次到了中國。但為什么每次都會轉走？就是這個條件是變化的，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中等收入才可以延續這套游戲規則和玩法。

單純拼要素這件事情，邏輯關系就延續不下去了。所以就要高質量發展，要走到微笑曲線的上游、要做創新、要搞研發、要做服務業，必然往這個方向去走。但是這個跨越可不是一個簡單的跨越，為什么會有“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提法？不只是中國，全世界范圍內，這種跨越出現，整個產業結構模式都是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化，轉型轉不轉得過去是驚險的一躍，我們現在就趕在這個點。

高質量發展不是一個口號，而是我們到這個新階段的必然選擇。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后，我們不排斥高速，如果又高質量又高速當然最好了，誰會排斥速度？但客觀來說，全世界這種轉變，你能穩住，你就是老大，你就了不起。你自己想一想，任何一個企業把原來玩到耳熟能詳的那一套丟了，去干一個自己全新的東西，這不容易。還要保持高速，這要求就非常高了，能夠保持一個中高速都很了不起，大部分國家都做不到這一點。不是我們對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是這個世界對你提出的要求。那一套你玩不轉了就必須斬斷，不斬斷的話后面怎么發展？賣什么？

大家知道，我們現在進出口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不是美國，也不是歐洲，而是東盟，增長最快的國家是俄羅斯，是“一帶一路”國家，是大量的非洲國家。這不僅僅是簡單的生產和出口地的轉變，而是你對你的產品要求的轉變。

為什么現在有“新三樣”替代“老三樣”？中國為什么成了汽車的第一大出口國？背后大的邏輯是什么？比亞迪500萬輛汽車下線，王傳福哽咽，我非常理解。現在轉型過來了，他不是民營企業家嗎？不是一樣的政策嗎？他們更符合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不是喊口號，是落沒落到企業自己發展的內在基因的調整，是不是一個高質量的企業，從事的是不是現代產業體系的生產，是不是在世界大的循環中找到定位。要是在這個大的循環中找不到你的定位，給你多少政策有用？讓你干你也干不出來。我們國家從高速到高質量就是重新找定位，新階段要有新理念，要有新格局。

每個企業作為產業中的一個細胞，也要在這里找到新格局中的新定位。你的高質量在哪里，如果還是低質量，給你再多的政策又有什么用？民營企業殺出一條血路，不是靠政策上給你貼多少錢，靠的是你能不能具有真正不被替代的競爭力。

中國面臨最大的挑戰就是我們有1.6億左右的市場主體、幾千萬的民營企業要實現轉型，真正從思想上、文化上、骨髓上實現轉型。所有的政策只是幫助你、驅動你、促進你、保護你的轉型。只有所有的企業都轉型成功，我們這個國家才能轉型成功。每個人都不是旁觀者，每個人都不是看客，每個人、每個企業都是里面積極的因素。只有當這個轉過去，我們的高質量發展才算實現。

3、任何一個大國都是以內循環為主

現場企業家提問：您認為國家對內需消費力的拉動還需要多久？整體國民需要怎樣的推動力才能實現？

吳薩：這是一個關于內需的問題，最近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提法就是新格局、內循環和國際循環。任何一個大國都是以內循環為主，為什么我們要強調呢？其實有幾點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國家要實現高質量發展最大的難點是什么？為什么要把擴大內需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合起來？因為我們要更多地推出一些能夠在國際舞臺上競爭的產品，任何國家的高質量發展都是這樣。

我們國家在很長一段時間能夠做很多很優秀的零部件，但我們做不出整裝的產品，就是有部件無品牌。很有名的就是蘋果手機，70%多的部件是在中國生產的，但我們只拿走了利潤的百分之十幾，這就是蘋果的品牌。很多耳熟能詳的品牌都是這樣，一直到今天都沒有結束，為什么？一個技術、一個工藝去學習是很容易的，但一個品牌的樹立是非常難的，它是一個系統，需要做百年老店，需要自己去鋪路。

我經常跟別人解釋，為什么中國汽車也能走出來。我去很多國家看過，一些歐洲國家說不可能培養一個汽車廠。為什么？因為全世界的汽車市場格局已經被固化了，日本的本田、豐田、尼桑等日產一大堆；美國的也有一堆，比如福特、克萊斯勒、通用；歐洲也有寶馬、奔馳。就這么大的市場，當這些汽車廠往里面一鋪，沒有留下足夠的空間，養不活一個廠，人口就是這么多，錢就是這么多，只有中國行。我們不僅養活了一個廠，我們養活了好多廠，比亞迪和吉利，別看今天走出國門世界第一，我們養了他們多久？十來年，就是在國內，中國的消費者給他們買單，一步一步把他們養起來。我們還包容了這么多國際大廠在中國賣，給了他們一個競爭的空間，然后慢慢地把這個品牌樹立起來。什么叫做內需？這就叫做內需，我們有這么大的空間去容納這么多的產品，并且給這個產品一個逐步完善、成長，最后具備競爭力的空間。

中國擴大內需是兩方面：一方面我們要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質，另一方面，給中國大量的中小企業、新生企業、新興品牌非常大的且具有包容性的市場。國內有14億人口，我們有121萬億的GDP，每年增長占到全球增長的30%以上，光是2022年一年新增儲蓄就有20萬億，我們今天的財力、能力，遠不是之前可以比的。

其實大家的底子在這里，你們有這么大的需求、這么大的空間，不僅僅是消費場景，包括其他產品，給了大量中小企業一個試錯的空間。一開始拿著這個東西到國際上競爭有難度？國內先要，內需先要，所以我們要培養大量的專精特新的中小企業，打造單向世界冠軍。

中國的中小企業有一個非常大的發展空間，我可以斷言，再過二三十年，全世界非常巨型的企業現在正在萌芽，或者現在正在產生。中國給世界、給自己留下了巨大的空間，就看誰能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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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吳薩：高質量發展要落實到企業內在基因調整上